大姐小恩的部落格

 

南加州的諾頓賽門博物館（Norton Simon Museum）日前展出三幅畫家馬奈的「哲學家系列」作品（Manet’s Philosophers）：〈穿粗呢大衣的乞丐〉（Beggar with a Duffle Coat）、〈牡蠣乞丐〉（Beggar with Oysters），與〈拾荒者〉（Ragpicker）。其中〈穿粗呢大衣的乞丐〉與〈牡蠣乞丐〉是由芝加哥美術博物館借展，這三幅真人大小的油畫肖像是五十年來第一次聯合展出。吸引了許多馬奈迷前來觀賞。

 

受到斯多葛美學派影響，馬奈筆下呈現的遊民，如先知般具有洞察世事的智慧，厭世並居無定所的特性，就像大隱隱於市的哲學家般擁有獨立自主的特質，突破當時美術界以神話人物或貴族名流為主角的傳統窠臼，躋身成為畫像的主角。

 

同樣以社會邊緣人為主題， 美國冷硬派推理小說大師勞倫斯．卜洛克（Lawrence Block）曾寫過一短篇小說〈給袋婦的一根蠟燭〉（A Candle for the Bag Lady）。私家偵探馬修．史卡德莫名其妙地發了一筆橫財──一名遺囑執行律師突然找上他，告知有人死後遺囑指名要給他一千兩百美金。只是馬修並不認識這位死者，對她的姓名也毫無印象。

 

律師提及死者是一名在紐約街頭出沒的「袋婦」──將隨身物裝在購物袋裡的女遊民，遭無名歹徒謀殺。凶手在她身上捅了好幾刀，並用她脖子上的圍巾將之勒死。馬修才隱約記起這則謀殺案的新聞。

 

記得我剛來美國的頭一年，剛學會開車，就有許多老移民諄諄告誡：「天黑後不要隨便去洛杉磯市中心。那裡很多流浪漢，治安不好！」當時我居住的地方是洛杉磯市中心外的衛星城鎮，是安安靜靜的住宅區，很少有遊民出沒，對「遊民」的想像僅限於電視電影中的形象。直到跟著教會與慈善團體在感恩節、聖誕節期間到市中心發放物資，提供熱食服務，才有真正與遊民接觸的機會──前來領食物與物資的遊民，有男有女，有不同種族膚色，不同的年齡口音。他們有自己的樣貌、自己的故事，不只是電視或電影、甚至個人想像中的一個刻板印象，當然更不光是數據統計中的一枚數字。

 

「紅帽男」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遊民。他並不在那些遊民收容所或慈善團體發放物資之列，而是出沒在洛杉磯市中心外的城鎮。

 

二十幾年前，先生與我在街頭散步後到一家星巴克歇腳。在露天座位上啜飲著漂著鮮奶油的熱咖啡，眼光不經意地飄到隔壁桌的紅帽男子。紅帽男身上穿著還算乾淨整齊的格子襯衫，打著花色領帶，除了那頂紅色棒球帽，還掛著一副耳機。他斯斯文文地捧著一杯咖啡，桌上攤著幾張報紙；看起來就像是忙裡偷閒來喝杯咖啡的平凡上班族。

 

讓我們對他多看幾眼的，是他身旁的購物車，裡面塞滿了各種雜物。在這個地區，會將雜物塞滿購物車，隨身推著走的，十之八九就是街友。

 

之後連續幾個周末，我們都在同一家星巴克看到紅帽男。他總是坐在同一個位置，購物車裡的東西越來越多，還用黑色垃圾袋綁在手把上。他的襯衫起皺了，鬍渣冒出來，頭髮也長了，東一撮西一撮從帽緣竄出來。他依舊戴著耳機喃喃低吟，好像沉迷在音樂中。只是桌上不再有咖啡。我將目光偷偷順著耳機電線溜下去，卻赫然發現耳機插頭空蕩蕩地在衣服下襬晃動著……。

 

離開星巴克後，紅帽男的身影還停佇在我腦海。想起最初他乾淨斯文喝著咖啡的模樣，身為旁觀者的我們，好像不覺見證了他逐漸淪為遊民的歷史，心中有那麼點放不下的辛酸。「或許再有機會碰到他，就買杯咖啡給他，跟他打聲招呼吧！」我跟先生這樣說。

 

只是紅帽男之後便不再出現。之後我懷孕了，待產、生孩子，坐月子……開始沒完沒了的新手媽媽生活。直到小孩滿月，才有機會帶著寶寶跟先生出門放風透氣。

 

尚在餵母奶的我不敢喝咖啡，過星巴克大門而不入，正準備到附近的一家嬰兒用品店逛逛，卻見對街一個瘦弱的男子推著購物車蹣跚走來。那是久違的紅帽男。

 

紅帽男像一顆縮水的棗乾，瘦了好多。原本淡黃的頭髮變成髒髒的稻草色，曬黑的臉整個凹下去，看起來老了十幾歲。讓我們認出他的，就是那頂紅帽子，以及沒有連接收音機的耳機。他步履蹣跚地推著購物車，上頭綁著好幾串圾垃袋，在夕陽下拖出長長的影子……。

 

加州目前有超過十六萬名的遊民，居美國各州第一。從三十多年前只在洛杉磯市中心才有機會碰到遊民，到現在走出自家巷口就可以看到推著購物車、車上裝滿黑色垃圾袋的遊民。這些遊民當中，甚至也出現了亞洲面孔。畫家筆下的哲學家、小說家文字裡的袋婦、我們現實生活中的紅帽男──他們有男有女、化身為各種族裔各種年齡層，餐風露宿在公園、人行道、高架橋下。

 

遊民議題在加州各地持續發酵中。加州州長曾於2021年提出一百二十億美元的遊民住房計畫，計畫要在未來兩年投資八十七．五億元建設四萬六千個住房單位，以期讓無家可歸的家庭有房可住，並在五年內消除遊民問題。只是這樣龐大的預算與計畫，卻不一定能保證樂觀的遠景。遊民的問題，並不只是單純的「提供住處」就能解決。除了住房，還有醫療、就業、心理輔導、教育培訓等……配套措施都必須同時進行，針對個別情況需要對症下藥，才能真正幫助一個遊民脫離居無定所，在街頭流浪的日子，回歸正常生活軌道。

 

卜洛克小說的結局是凶手自己找上了偵探馬修，他因為「沒辦法不想著殺人」而殺了袋婦。馬修問他，為何選擇她？年輕的凶手說，因為「她不算數」，她是沒有人會在乎的無名小卒，就算死了，也不會有人管，不會有人在意。但出乎他意料之外，「每個人」都在想她、都在談她。

 

馬修認為其實自己並沒有真正「破案」，是那些議論紛紛的街談巷語將凶手逼出來的。但也可以說，是凶手把自己給推出來的；或者說，是因為死者的那一筆遺產，讓她在死後成了眾所矚目的焦點，所以是死去的袋婦親自揪出了凶手……「沒有人是孤島，又或許每個人都是」，馬修說，自己所能做的，就是為死者點燃一根安息的蠟燭──而他也希望自己不是那唯一的一個。

 

卜洛克藉著筆下神探的手，為袋婦點燃一根蠟燭。馬奈藉著畫筆，替街友留下他們曾經存在的面貌。無論是作家還是畫家，沒有人可以替所有的遊民寫故事，也無法為所有的遊民紀錄身影，但藉著文字與圖畫，讀者與觀者，對這些在現實生活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人產生了「關注」。而唯有先產生了「關注」，才有「回應」的可能。或許，這也是創作者不知不覺促成的目標，間接提醒世人：「社會另一端」的距離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遙遠，你我身邊都可能出現袋婦或紅帽男。面對難解的社會議題，或許誰也無法真正給出一勞永逸的答案，但至少不應視而不見，哪怕只是一眼關注，也會是一個行動的開端。

 

刊登於4/19/22北美世界日報副刊